1972年1月10日，毛澤東在陳毅追悼會上，與陳毅夫人談話時，曾表示過鄧小平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1]:136。王震曾向毛澤東上書，要求讓鄧小平出來工作[1]:136。4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經周恩來審定題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社論：「正如得過傷寒病可以產生免疫力一樣，犯過錯誤的人，只要認真改正錯誤，善於從錯誤中吸取教訓，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2]:3115月，周恩來被確診患有膀胱癌，毛澤東叮囑此事對外要保密，說：「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控制病情。」[2]:3066月，鄧小平夫婦接到通知，他們工資開始照發[3]:443。8月3日，邓小平写一封长信给毛泽东[3]:443：“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4]:37并要求恢复工作[5]:25。8月14日，毛澤東對鄧小平來信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見《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於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3]:444-446從這個批示開始，鄧小平第二次受批判命運有轉機[6]:19。周恩來以中央名義正式通知江西省委，宣佈對鄧小平立即解除監督勞動，鄧可以做調查研究工作[3]:446-447。年底鄧小平和夫人卓琳被安排到江西井岡山等地參觀，游歷井岡山，憑弔遺跡，重訪瑞金等地[7]:155。
1973年3月9日，周恩來草擬《中共中央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送審稿）》報送毛澤東，同日毛澤東閱後批示：「同意。」[2]:337-3394月12日，鄧小平以國務院副總理身份參加宴會[2]:336。8月24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開幕，毛澤東主持開幕式；8月30日毛澤東事先聲明不出席之十屆一中全會，在周恩來主持下，毛澤東再次當選中央委員會主席，副主席是周恩來、王洪文、康生、葉劍英、李德生[2]:350-352。江青與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從此結成「四人幫」宗派集團，康生在十大以後臥病不出[2]:352。12月12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提出實行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2]:358
1974年1月，毛澤東對王洪文、江青請示轉發《林彪與孔孟之道》批示：「同意轉發。」；1月18日中央以當年一號文件轉發這份材料[2]:366。1月25日，在江青策動下，在北京召開1萬多人參加之黨中央直屬機關和國務院各部門「批林批孔」動員大會，江青、姚文元等在會上頻繁插話，提出：「不准批林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對折衷主義」[2]:368。隨著「批林批孔」運動開展，北京以及全國各地局勢再次動盪，造反派紛紛出動，重新拉起山頭，成立各種聯絡站、上訪團、彙報團之類組織，興風作浪，製造事端；許多地方派性再起，到處張貼大字報，提出「矛頭向上」，各級黨政機關受到嚴重衝擊，社會秩序再度陷入混亂[2]:368-369。本來，1973年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百分之7.9，其中工業總產值增長百分之9.5；在「批林批孔」運動衝擊下，1974年國內生產總值只增長百分之2.3，其中工業總產值只增長百分之0.6，幾乎停滯不前，生產發展速度明顯下降[2]:369。3月，毛澤東同意鄧小平擔任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中國代表團團長[2]:373-375。4月10日，鄧小平在紐約聯合國大會特別會議上發言，全面闡述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之思想，提出正確處理國與國之間關係之原則和主張，引起世界各國普遍關注[2]:375。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於1974年9月29日發出《關於為賀龍同志恢復名譽的通知》[2]:383。10月4日，毛澤東要秘書打電話給王洪文，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並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傳達[2]:384。10月17日，江青策劃「長沙告狀」，提出要王洪文儘快去長沙，向毛澤東告鄧小平和周恩來之「狀」，力圖阻撓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2]:386-387。12月17日，鄧小平到長沙同毛澤東談話：「歸根到底就是主席講的要安定團結。搞建設不安定不行。我覺得主要的關鍵是要大穩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夠發號施令，大家都聽，當然要發得對。這麼大的國家，都靠中央不行。」[2]:39412月24日，毛澤東同周恩來、王洪文談話，周恩來說：我們都擁護主席的意見，小平作軍委副主席、第一副總理兼總參謀長；毛澤東又提出：由鄧小平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2]:395-396。毛澤東高度評價鄧小平，稱讚他「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還採納周恩來之建議，在四屆人大前召開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補選鄧小平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2]:396。在毛澤東看來，按勞分配、貨幣交換和工資制度等「跟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之商品經濟之形式，體現馬克思和列寧曾經揭示之「資產階級法權」，不是社會主義所固有；毛澤東認為，制度形式上平等、事實上並不平等，是不斷產生著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之土壤，是變修正主義之溫床[2]:399。毛澤東之認識，反映他對社會主義之認識和探索，打破等級制度和特權思想，避免貧富懸殊、兩極分化之社會現象，剷除滋生資產階級之土壤和條件；但這些認識，明顯帶有毛澤東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某些設想和論點之誤解或教條理解，在實際生活中是行不通[2]:399。毛澤東向周恩來、王洪文提出：凡有兩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進去；經毛澤東批准同意，中共中央不久發出《關於禁止搶奪武器問題的通知》[2]:400。12月23日，已经屡现尿血的周恩來乘机前往长沙，与毛泽东讨论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事项，支持邓小平工作，并挫败四人帮“组阁计划”[8]:260。毛澤東同周、王洪文談話時說：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7]:177。此后，毛泽东几次在党内批评四人帮，王洪文也被调回上海[9]:570。
1975年1月，周恩来因患晚期膀胱癌住院。毛泽东为稳定国内形势，平衡四人帮的势力，重新起用邓小平。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經毛圈閱之一號文件，任命鄧小平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張春橋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1月6日，在周恩來主持下，中共十屆二中全會在北京召開[2]:400。任命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进行整顿。1月13日至1月17日，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隆重舉行，取得兩項重要成果：一是毛澤東委託鄧小平代重病之周恩來主持起草，最後經毛澤東、周恩來審閱定稿之《政府工作報告》中，重申「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二是產生以朱德為委員長、董必武、宋慶齡為副委員長之全國人大常會和以周恩來、鄧小平為核心之國務院領導班子[2]:401。2月1日，鄧小平開始代重病之周恩來主持國務院工作；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會議上傳達毛澤東關於鄧小平「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之評價，並稱：「今後國務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2]:401-4022月5日，經過毛澤東圈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取消軍委辦公會議，成立中央軍委常委之通知，新中央軍委常委會成員是：葉劍英、王洪文、鄧小平、張春橋、劉伯承、陳錫聯、汪東興、蘇振華、徐向前、聶榮臻、粟裕[2]:405。
邓小平重掌大权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对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造成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解决。1975年7月4日，他提出“三项指示为纲”，把发展经济放在首要的战略地位，力图将全国的政治经济生活重新纳回到正常轨道中来。但是，他的做法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毛泽东将文化大革命视作自己晚年的重要功绩之一，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基本正确，有所不足”。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病重，与外界的联系基本只能靠侄子毛远新传达。1975年9月，毛远新路过北京拜見毛泽东時，毛远新向毛澤東表示，中央有否定文革的風氣，並表示自己注意到鄧小平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以及提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此時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通过邓小平向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毛泽东认为，刘冰的信中有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情绪，而邓小平转刘冰的信，確實表明他也对文化大革命不满[10]。
10月，鄧小平在領導「整頓」時制定三個綱領文件[11]:141，分別是：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草稿）》和《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草稿）》，以及由计委起草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草稿）》。鄧小平又提出要以毛澤東的「三項指示為綱」，即：一、學習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二、促進安定團結，三、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由於毛澤東的侄兒兼聯絡員毛遠新多次向毛澤東匯報，說鄧小平「很少講文化大革命的成績」，又說鄧小平的「三項指示為綱……其實只剩下一項指示，即生產搞上去了」，毛澤東遂於11月決定要解決鄧小平的所謂「右傾」問題；他在批評鄧小平時說：「什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小平……這個人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還是白貓、黑貓啊，不管帝國主義還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又指出「有些人總是要對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滿意，總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帳，總是要翻案」，由此展開了一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1]:141。
11月2日，毛远新再次向毛泽东表示，邓小平从不谈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毛泽东表示希望毛遠新帮助邓小平提高。當天下午，毛远新召集鄧小平等人召開会议，毛远新在會議上批評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的路线不对，邓小平反驳說自己主持中央工作三个多月，實踐證明全国形势變好，鄧小平還表示自己是在遵照毛主席指示把生产搞上去。會後毛泽东听取了毛远新的汇报后表示要再开会帮助邓小平[10]。
11月3日，毛泽东批复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反映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存在种种问题的信，指出“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吴德主持了传达会。
11月4日，毛远新召集八人开会。会上邓小平繼續不提文化大革命，並强调搞生产、实现安定团结是正确的。毛远新將情況汇报給毛泽东後。毛泽东对邓小平更不满意，他决定再扩大会议，继续讓人開導邓小平，并让邓小平写检查。毛远新又扩大開導鄧小平会议的规模。但是邓小平在会上仍然不承认文化大革命是正確的。会后邓小平写书面检查，但只检讨具体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不谈文化大革命问题。毛泽东對此非常生气，認為邓小平属于小资产阶级，是黨內走资派。毛澤東決定打算不再讓邓小平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此外毛泽东指示毛远新，要召開政治局会议繼續開導鄧小平，政治局会议可以由邓小平主持。不過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依舊不谈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邓小平又写了一篇內容相差無幾的书面检查。毛泽东非常不满，决定发动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並在发动运动之前开一次打招呼会议，警示那些对文化大革命有抵触的领导干部[10]。